说到近代文学，都会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说起，《己亥杂诗》中的箫心剑气，《海国图志》的探索精神，以及虎门销烟那悲怆的民族底气……从文化的自觉到政治经济的自觉显然经历了漫长的嬗变演进。对于这种史程，通行的说法是救亡与图存的双重变奏，是东方主义对西方强权的亦步亦趋的回应。毫无疑问，这种解读自然有其简易便捷的巨大优势，然而也如同文学史一般，如果丧失了作为史实那鲜活芜杂的一面，这种描述便似乎多少有些苍白与片面。
太平天国运动尤如一剂强心针，虽然药效凶狠霸道，却恰恰成为激发古老文明的那条鳗鱼，而东亚大陆周边的西方魅影，除了战场抑或政局中的殊死博弈，似乎也俨然成为底层民间一种日渐明晰的文化参照统系。如此看来，十九世纪的上海与广州，长三角与珠三角，就成为这种文化形态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鲜活范本。洋泾浜与咸水妹，也就成为那种芜杂但野性的新生产方式的另类表征！
中国最早的油画，似乎就出现在广州，画幅中的黄埔港，似乎比不得《清明上河图》中汴州的游人杂沓，士女纷繁，而看似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的悠闲里，又蕴藏着怎样飙涨的经济生产力呢？如果说广州更侧重于中西互通有无这样的商贸定位的话，那么，上海则在有意无意间成功构建了政治文化这一都市名片——远东第一大都市！
百年申报，几世沧桑，自然也就成为东西文化形态演进的忠实记录者。那些在数十年动荡中劫波度尽的江浙士人还没来得及全面系统地反思太平天国，便又投身中西文化融汇共存的历史洪流。他们的迷惘与惊叹，保守与激进，当然比不得下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化主将，不过，古老中国的航船大概就是这样起航的吧，有些狼狈，有些踉跄，非但没有光彩夺目，甚至于颇显灰头土脸！
还是从《申报》说起，当年的龙湫旧隐（葛其龙）有首竹枝词，专门歌咏沪渎市政建设中的棋盘街：
棋盘两道东西界，石路一条前后程。郎似棋盘心不定，妾如石路境常平。
而沪滨寄渔（？待考）则借刘禹锡《陋室铭》作《煤灯铭》：
膏不须焚，汽蒸则名。带不须断，管道则灵。斯是煤灯，洋场大兴。方架铜凝绿，高檠铁映青；燃凭煤气烛，熄倩螺丝钉。可以送归院，照行人。有光辉之夺目，无剪剔之劳形。上界常明院，西方不夜城。公司云：何费之有？
两百年之后，彼时艳羡的物质已然成为现实，工业生产、市政建设……世界的中国逐渐清晰起来。面对世界的迷惘与狼狈，我们的淡定多少有些骄矜，中国的才是世界的。
两百年前，我们有着东方的文化，东方的传统，它是有些不合时宜，有些抱残守缺；而今天，在世界的中国里，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
（杏花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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